工作和休息的关系，向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上溯至古希腊，哲学家就开始对“劳”与“闲”的关系展开辩论，亚里士多德提出：“闲暇比劳作更为可取，并且是后者的目的。”1847年，英国通过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》，规定了劳动者最低工作时间限制;1919年通过的《国际劳动宪章》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，这一制度后来逐渐被世界各国企业所认同。
如今，很多人都很忙，“五加二”、“白加黑”式的加班成为常态。这种明显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工作状态，在现实中却有众多拥趸。一些企业家不是着眼于提升内部劳动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，而是将加班奉为企业文化，要求员工达到一种“忘我”的工作状态，这无疑曲解了劳动、奋斗的初衷。
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“一穷二白”状态，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背后是几代人为了崇高理想，无私奉献、忘我工作的结果。很大一部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劳动者群体，将工作当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有些人甚至将工作当成其毕生乐趣所在。也正是这一群体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，提高了社会平均生产效率。
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，这一群体各有迥异。比如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家、本世纪初的程序员，一直到今天的“互联网+”业界的精英，他们在不均衡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工作和劳动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，成为某一时期表现突出的创新者和弄潮儿。
社会平均生产效率的提高，让更多人从繁忙工作中解放出来，让他们有了更多时间去休闲。不过，很多以牺牲自己休闲时间来推动社会生产率提升的劳动者群体，并没有在待遇、福利方面得以足够弥补，以致出现“时间不公”现象。
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经验表明，科学技术进步和先进管理方式，在提高现代社会生产效率方面比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更具动能。因此，政府应建立社会发展评估机制，科学评判社会生产力发展状态，使不同类型人才在个人收入、医疗、子女抚育与教育、养老等方面，都能够获得一定补偿。
企业应着眼于提升内部劳动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，而不是用制度直接或间接去约束劳动者“自觉”加班。此外，企业应更注重保障劳动者尤其是科研创新人员的身心健康，在给予其标准化“时间服务付费”的同时，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，努力提高该群体单位时间内的休闲消费支付能力。
作为劳动者自身，应树立多劳多得、敢为天下先的正确价值观念，利用经济性时间收益，最大限度地平衡因工作、休闲时长不公而带来的负面情绪，更高效、更健康地处理工作与休闲的关系。
一些劳动者加班、忙碌的工作状态在未来仍会不同程度地存在。不过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日趋成熟，对这一群体的补偿机制也会更完善，其生活和休闲质量会大幅提高。